用直接民主突破學運決策兩難困境

此次太陽花學運，學生佔領國會，用行動否定了執政黨與在野黨國會議員的功能，以及他們應有的代表性，讓全民看見了失靈的代議制度。打破代議制度，擴大直接民主，雖未竟其功，但已奠立了基礎。其中學生領導的權力集中的決策模式所引發的批評，是直接民主能否實現的重要關鍵。

困局的構成：以集權對付集權

學生代表陳為廷在4月7日議場內發表「轉守為攻」聲明後，面對昔日同志王奕凱對決策機制的批評時，回應說「我們的民主還不夠堅持、不夠深入，去對抗這樣不民主的政府，這是我們的不足」。陳為廷自陳是用「不理想的決策方式，來對抗這樣的政權。」因為擔心決策公開會洩密，對手攻勢迅速，集體民主決策曠日廢時，無法迅速回應，因此採取與對手相同的集權邏輯回應。

此言點出了運動中面對作戰及集體民主決策的兩難處境，這確實是運動中的難題，更是民主的深化實踐所必須面對的課題。兩難困局如何構成？如何脫困解套？人民民主陣線這幾年摸索實踐的「人民老大」運動，或許可供參照。

框架轉移：直接民主vs.集權不民主

馬政府以極度集權由上而下發動攻勢，對付反服貿運動，本身就是不民主。反服貿運動的核心價值之一，就是捍衛民主。用「直接民主」的實踐，去對抗馬政府的「不民主」的錯誤，就是對抗馬政府的最佳武器。為了作戰需要，用「集權」對付「集權」，不自覺地陷入對手的行動邏輯框架，是思考的誤區，構成了兩難的困局，也正是林飛帆及陳為廷兩人痛苦的來源。

我們認為用人人參選的「人民老大」可以為此兩難處境解套。人民老大精神是「主僕歸位，互負責任，集體共決」，主張權力開放，但要求拿權力者，必須拿起自己的責任，彼此負責。同時要看見差異，相互對話，集體共決。集體的代表，如林飛帆及陳為廷僅代表集體決議發言，不必獨自承擔壓力，而是讓集體承擔責任及壓力。權力開放，讓無權者變成有權者，才能改變。

學運領導的困境在於，無法將直接民主與代議政治結合，又要因應瞬息萬變的局勢。機動戰鬥與實踐民主程序儼然形成對立。此對立來自於權力集中所形成的弔詭，權力集中造成責任集中在領導者，壓力也集中在領導者；壓力愈集中，愈擔心做出錯誤的決策；愈是擔心，愈是不敢放權，權力更加集中，形成惡性循環，終致走向民主的背面。倘使一開始就將權力開放，責任隨即分散至群眾，大家必須共同負起決策的後果，形成民主的正向循環。以之前馬英九邀約學生代表對談為例，陳林兩位學運領導因權力集中，責任重大，對馬出招，怕被設局，回應便趨向保守。倘若當時權力開放，集體共決，共負責任，大可正面迎戰，先見面對談，但不給承諾，因任何承諾都必須回集體決議，無懼馬設局，反而可用直接民主的實踐，突破現行代議政治的假民主。

解方在於，權力開放，讓無權者變成有權者，才能改變。無權者每個人都該出來參選奪權，成為有權者，才能讓我們期望的直接民主立法落實。只有每個無權者都能有參選奪權的慾望，才能改變代議者與被代議者的權力關係。代議政治應以直接民主為基礎，否則就是「假代議，真代理」。被代議的人民應直接參與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，代議者只能依據人民集體共決的結果執行職權，被代議者才會真正拿起自己的政治責任，認真相互討論對話，對待彼此差異，互補長短，共同決定，也才會認真花力氣監督自己推出去的代議士，並隨時準備取而代之。這樣的直接民主決策似慢實快，此次反服貿運動所出現的決策困境，才得以解套。真正的民主共決以及直接民主的新政治才得以產生。


人民民主陣線